台湾高雄有座曹公庙,有条曹公路,还有一所曹公国民小学。这位曹公就是曹谨——清朝道光年间一位在台8年的地方官。曹谨在台湾8年,官职也不大,不过是凤山县知县和淡水厅同知,却为什么能得到台湾百姓如此深切,甚至神化般的尊崇?答案很简单,曹谨是位正直的好官。
曹谨祖籍河南沁阳,51岁时(1837年)由福建闽县知县任上调任台湾,先后担任凤山县知县和淡水厅同知。在台8年,他平械斗、革弊制、办学兴教、移风易俗,连串施政深得民心。不过,他最突出的功绩还是兴修水利和抗击英军。
“功同禹王”
当时的凤山县位于台湾高雄,19世纪30年代,人口已经多达20万人。全县土地几乎全部开垦,但缺乏水利设施,庄稼收成完全看天公脸色,一遇旱涝庄稼绝收,饥荒灾乱四起。
曹谨在凤山上任后发现,历任官员都将精力放在治盗上,却不理会生产方式的落后,便提出“弥盗莫如足食,足食莫如兴水利”。不过,水利工程需要投入,当地政府掏不出这笔钱。于是,曹谨向当地士绅筹款,最初遭到抵制。然而,曹谨不是死脑筋。据记载,他按农户所种地亩摊钱,有钱的出钱,有粮的出粮,无钱无粮出劳力。家中揭不开锅的人,都来工地干活吃饭。这样,既开了水渠,也填饱了肚子。曹谨圆融的办法赢得支持,次年工程全部竣工,共筑圳(水渠)44条,总长130余公里,可灌田3万多亩。
这一工程被尊为“曹公圳”,是台湾最大的农田水利灌溉工程,它使凤山平原由旱地变水田,稻米由一年一熟变为一年两熟、三熟,灌溉地区经济富足,成为台湾的米仓。
曹公圳的水系至今仍在利用,175年前的决策依然泽被后人。凤山人将曹谨尊为“水利先师”、“宝岛禹王”,为他修祠建庙,年年祭奠。曹公庙至今悬挂“功同禹王”金匾,历代文人墨客及连战、宋楚瑜等当今政界名流也纷纷题联赋诗。
儒生抗英
曹谨不过一介儒生,但他有谋更有勇。鸦片战争期间,曹谨率兵勇抗英军多次得胜。与当时沿海清军四处败退相比,台湾岛的胜利鼓励八方士气,实在难得。因此,曹谨抗英的功绩也值得一书。
1841年因为治理凤山得力,曹谨被调任淡水厅同知,然而就在那一年,鸦片战争的战火向台湾蔓延。曹谨意识到形势危急,立即投入备战。他组织兵勇修筑炮台和工事;用沉船或石头堵塞港口,防止英军登陆;雇佣快船通传文报;发动民众筹措抗英经费;更肃奸防盗,以防奸民趁机作乱,里应外合。
曹谨还操练乡勇,训练出守台武装。清政府唯恐台湾人不服管制,明令禁止吸纳台湾当地人入伍,驻守台湾的军队均由内陆轮班调来,称为“班兵”。然而,班兵腐败颓废,难堪重任。曹谨早有训练台湾地方武装、弥补班兵缺陷的想法,却不获上司支持。鸦片战争战事紧迫,他赌上官帽,坚持训练乡勇,教他们使用长枪短炮,以“清内匪而备外侮”。
曹谨的努力在实战中得到回报。1841年8月和1842年正月,曹谨率领兵勇多次击退进犯淡水港的英军。道光皇帝览奏大悦,赞为“大扬国威,实属智勇兼施,不负委任”。然而,曹谨地位卑微,只排在“候赏”之列,他的顶头上司们才是皇帝看得见的功臣。
从官场得失看,曹谨并不成功。但是,公道自在人心,老百姓还了曹谨一个公道。台湾民众为他筑庙修祠,尊为循吏,奉为神明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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